犯罪侦查的模式与手段

美国采用抗辩式诉讼制度，强调双方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责任和作用。与此相应，美国的犯罪侦查制度也具有双轨制的特点。所谓“双轨”，就是说“侦查”活动不是由公诉方单方面进行的，而是由控辩双方分别进行的。换言之，控辩双方都可以去调查案情和收集证据，而且双方至少在理论上具有平等的调查权利和义务。由于辩护方的调查其实不具有“侦查”的性质，所以准确的用语应该是“刑事调查”或“犯罪调查”。

尽管法庭辩论往往是决定刑事诉讼胜负的关键，但控辩双方的“竞赛”并不局限于法庭之内。在多数刑事案件中，双方律师及其调查人员在审判之前就进行调查并搜集证据。公诉律师（即检察官）要求和指导警察对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并收集证据；辩护律师聘请私人侦探或民间鉴定人员就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收集证据，包括勘查现场、询问证人和检验物证等。如果现场和物证已处于警方的控制之下，那么辩护律师可以要求检察官或警方提供勘查或检验的方便，而法律规定后者对此不得设置障碍。在有些情况下，辩护律师甚至可以请未参与本案调查的其他警察机构的人员为其勘查现场、检验物证和出庭作证。

美国之所以能实行双轨制“侦查”，除了采用抗辩式诉讼制度这一前提之外，还有以下三个条件：其一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侦探机构和民间司法鉴定人员，可以满足辩护方的调查取证需要；其二是法律保证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的初期阶段就可以接触被告人并了解案情，从而有调查取证的时机；其三是各地执法机关之间相互独立，有可能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提供方便。

诚然，双轨制“侦查”中的“双轨”并不均等。一般来说，公诉方调查的力量和条件都优于辩护方，因此就查明案情而言，辩护方调查往往只是对公诉方调查的补充。换言之，在辩诉双方的“竞赛”中，以检察官为“领队”、以警方侦探为“主要阵容”的起诉队占据着主动进攻的位置。

美国大多数警察机构的犯罪侦查都采用“二步模式”，即巡警负责案件的初步侦查，刑警负责案件的后续侦查。巡警接手案件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巡警在执行巡逻任务的过程中发现了现行犯或重大犯罪嫌疑人；第二，巡警在执行巡逻任务的过程中接到受害人或有关人员的报案；第三，警察局总部在接到受害人或有关人员的报案后通知在附近执行任务的巡警赶赴现场或前去询问报案人。

在有现场的刑事案件中，巡警在接手案件后应该立即询问受害人或目击人，并负责保护现场。在有些情况下，巡警也可以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以决定是否需要请专门技术人员前来勘查现场。初步勘查一般仅限于对现场状况的静态观察，以免破坏现场上的痕迹物证。美国的警察机构一般都有专门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人员。他们在现场勘查中发现和提取的各种证据要提交实验室人员进行检验和鉴定。

巡警在完成初步侦查之后要向警察局总部提交一份简要的书面报告，包括案件的性质、现场的情况、有关人员的陈述和已知的破案线索等。警察局总部指挥中心或犯罪侦查部门的领导在接到初步侦查的报告之后，应结合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的报告（如果有的话），对案件情况进行分析，然后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破案的可能性，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并将立案侦查的案件按照一定原则分配给不同的侦查部门或人员。

但20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中型警察机构中出现了专门化侦查的趋势。这些警察机构把侦查人员分为若干队组，分别负责凶杀、性犯罪、盗窃、抢劫、诈骗等类案件的侦查，因而其案件分配也是以案件种类为基础的。与此相反，采用一般化侦查的警察机构没有这种专业划分，因此其案件分配是以管辖地域为依据的。

后续侦查是案件侦查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询问证人、勘查现场、搜集情报、发现线索、审查线索、检索档案以及各种秘密侦查措施等。美国的后续侦查一般都采取侦查员个人负责制，而重大案件的后续侦查则多由专案组负责。根据美国兰德公司的调查，每个侦查人员手中平均有20至30个待侦案件。这些案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急办案件，即已经掌握重要线索、破案有望的案件；第二类是应办案件，即没有掌握破案线索的重大犯罪案件；第三类是待办案件，即没有掌握破案线索的轻微刑事案件。一般来说，侦查人员在接手新案之后都要进行一些例行的调查，如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有关档案、布置“耳目”搜集有关情报等。这些调查工作一般不会超过3天，然后侦查人员便根据案件情况对其进行“归类”，决定是否继续进行调查。因此，虽然每个侦查人员手中的案件不少，但真正“活着”的案子一般只有二三件，其余都是“挂案”或“死案”。

美国警察在犯罪调查中经常使用秘密侦查手段，包括化装侦查、诱惑侦查等手段。例如，在1980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搞了一个“阿伯斯卡姆”行动。一名特工人员化装成阿拉伯石油大亨向国会议员行贿，结果使一名参议员和六名众议员犯了受贿罪，而且使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受到了牵连。又如，佛罗里达州的一名法官在审理一起诈骗案之前同意接受被告人的贿赂，结果他自己被送上了被告席。事后他才得知那个被告人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这些案件在美国社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很有成效，但是也有人批评这种行动是具有诱人犯罪性质的“侦查陷阱”，因而是执法机关不应该采用的行为。总之，如何规范警察的犯罪调查活动，既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