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通常被看成是单向旅程，但偶然也需要回程车票，这就涉及到回译的过程。如果把比喻进行到底，回译的过程就是回家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有时候是异常艰难的。翻译中的回译错误不一而足，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常凯甲”事件，就是因为不懂回译造成的。“常凯甲”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这个错如果不是“蒋委员长”的错，但至少应该部分算在他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头上。那个用来拼写“蒋介石”三个字的威妥玛拼音“Chiang Kai-Shek”，在其治下是一直沿用的法定标准拼音，而且他的名字还是根据广东话的发音拼出来的，这就更增加了其回译的难度。当然这样说并不能减免犯上述错误译者的“罪责”，因为作为国内某一流大学的教授，理应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这一拼音并没有因为汉语拼音的国际化而遭淘汰。由于汉语罗马化拼写差异造成的英译中国人名地名的识读困难还有不少，有些还与历史文化相关联，造成回译的不易。比如今天在台湾的东吴大学，她的英文名字就是Soochow University，如果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是很难让译文回家的。第一层很可能无法分辨其中包含的苏州这一地名，第二层是很可能把其误认为大陆的苏州大学。一些被西方人叫着习惯了的地名，也可能被不知道的译者误解成不知所云，比如赫赫有名的卢沟桥，在英语中就常被称为Marco Polo Bridge。普通名词的回译往往涉及英语对汉语的词语借用，但由于这些借词不少是通过广东话、厦门话以及客家话这些南方方言，并通过上面所说的威妥玛拼音进入英语的，这些词语的回译一不留神也是可能弄错的。例如，dim sum 是指点心，Kuo-Tieh 是指锅贴。更有甚者是从日本、韩国、越南等语言转借入英语的汉语词汇。例如，typhoon 是指台风，就是辗转日语进入英语的汉语词汇。除了单词的回译外，句子的回译也不容易，特别是翻译进入英语的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句子，能否回归到原来的样子，还真是有一定的难度。例如，在美国作家Arthur H. Smith（明恩溥）所著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多有引用中国古典文献的例子。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译文中，译者刘文飞和刘晓旸基本上都采取了回译的策略来处理。这里有一个例证：“There are three thousand crimes to which one or the other of the five kinds of punishment is attached as a penalty, and of these no one is greater than disobedience to parents.”“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再比如，在美国著名思想家Henry David Thoreau所著的Walden 一书中对孔子的引用：“To know that we know what we know, and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 we do not know, that is true knowledge.”“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然而，对于回译的应用也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上述回译的文化回归，可能会妨碍读者对整体译文的理解。上文明恩溥和梭罗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引用，原都采用的是一种直白的翻译（指原翻译过程中汉语古文译入英语），回译以后则成了非常典雅的汉语文言文，脱离了原文（指英语）对照、且古文基础不好的现代读者有时候理解起来还真有些困难。所以，这里如果能够附上现代汉语的翻译文本，也许效果会更好些。有译者就是这样处理的，比如黄磷在其所译的美国史学家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一书中，对书中所引白居易的《论和籴状》一文就采取了白话翻译和回归原文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的几句是这样处理的：现在我又荣幸地获得晋升来为陛下服务，并被任命为以指陈时弊为己任的谏官之列。如果我的论据还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请派一位陛下信得过的心腹随从前往农民家中私访。……陛下将会看到我的陈情绝非轻率浅薄。（原文：今幸擢居禁职，列为谏官……犹虑愚诚不至，圣鉴未回；即望试令左右可亲信者一人，潜问乡间百姓……则知臣言不敢苟耳。）总之回译就像回家，一方面我们应该欣喜地欢迎回家的孩子，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候也要对略显陌生的旧相识加以介绍。这样说来，回译还真有点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的感受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者简介：张明权，1968年生，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课程班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在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发表英语学习类文章20余篇，出版译著两部，翻译公司兼职翻译。Email: mqzhang@ujs.edu.cn